在6月TSMC年度股东大会上，董事长魏哲家向市场释放了极为乐观的信号——公司全年营收与利润将创下历史新高。驱动因素无他，正是以NVIDIA、Apple、AMD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对AI芯片的疯狂需求。这场生成式AI引发的产业革命，将TSMC推上了供应链塔尖的位置。
从业务层面看，TSMC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刻。4月TSMC单月营收达新台币3496亿元，年增48.1%。魏哲家在股东大会上坦言：“我们现在仍然满足不了市场需求。” 这背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红利期：谁掌握了AI芯片制造，谁就掌握了未来数字世界的钥匙。
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：AI芯片产能紧张，也让TSMC在产能分配上承受巨大压力；更重要的是，产地安全已经成为客户选择供应链的核心考量。
这也是美国不断要求TSMC在本土建厂的真正原因——不是为了效率，而是为了“可控”。
虽然TSMC不直接受美国关税制裁（因其为出口商），但美国客户将面临因进口税而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。这种间接成本将影响AI芯片整体需求，并反噬代工业务本身。更令TSMC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拟将半导体纳入“国家安全”调查范畴，依据《1962年贸易扩展法》第232条进行干预，这无疑将使芯片成为下一个贸易战战场。
魏哲家公开回应：“我不担心政策本身，但我担心全球经济的下行会影响最终产品的需求。”这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更深层次的担忧：如果政治工具持续扰动全球产业链，即使是TSMC这样的“技术中立者”也难独善其身。
2025年3月，美国白宫宣布一项看似“双赢”的交易：TSMC将在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，用于建设3座晶圆厂、2座先进封装与测试厂，以及1个研发中心。加上此前650亿美元承诺，TSMC对美总投资达到了1650亿美元。这一消息震撼中国台湾，也惊动全球。
特朗普振振有词地表示：“魏哲家是商界最值得尊敬的人，他知道如果不投资美国，就会被征税。”这句话直白地揭示了这笔交易的本质——不是纯粹的商业决策，而是政治施压下的产业妥协。
更早前，美国政府已根据《1962年贸易扩展法》第232条发起调查，威胁对进口半导体产品征收最高达100%的惩罚性关税。虽尚未实施，但风声鹤唳，足以让TSMC不得不“先下手为强”。
魏哲家在回应中语气婉转却不失警觉：“我们的决定是基于客户需求，不是受到任何压力。”但这份“自愿”背后，其实早已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
表面看，TSMC的亚利桑那工厂如火如荼，但实质进度远低于预期。BBC和彭博等多家媒体实地探访发现，TSMC在美国建厂面临三大问题：
人力短缺严重：美国本地缺乏半导体制造所需的高技能技术工人；
文化差异难以融合：台式管理与美式工作文化碰撞频繁，导致效率受损；
法规繁杂、审批周期长：美国地方政策审批和合规流程复杂，使建设周期拉长至少一倍。
魏哲家也在白宫与特朗普的私下交流中坦言：“1000亿美元的项目将比预期耗时更久。”
根据TechSpot的报道，美国建晶圆厂的成本和周期，是台湾的两倍以上。这也从侧面解释了TSMC为何仍坚持保留先进制程研发与生产在台湾，而非一并迁往美国。
更令外界担忧的是，美国自身的政策不确定性正在上升。
特朗普政府已开始“重新评估”拜登时代推出的《CHIPS与科学法案》补贴计划，称部分补贴“过于慷慨”。虽然TSMC已于2024年Q4获得15亿美元补助，但剩余51亿美元补贴与50亿美元贷款，已面临暂停风险。
特朗普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：“不给补贴也可以，收点税，他们就会自己来投资。”
这暴露了一个核心矛盾： 外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安全，早已不是由合同或法律保障，而是由政治风向决定。
TSMC的百亿美元投资，不只是企业行为，它反映的是全球科技秩序的再平衡。
在“AI芯片=国家安全”的时代语境下，TSMC是全球都想“争夺”的技术资产。但一旦这种争夺上升为政治工具，就注定将代价外溢到整个行业、国家，乃至全球经济系统。
它的成功，是全球化下供应链分工与制度信任的产物；它的风险，是去全球化、产业内卷和政治化趋势的集中体现。
接下来的十年，TSMC要回答的，不只是“在哪里建厂”这样的问题，而是——如何在高科技民族主义崛起的年代，继续做一个全球信任的中立制造商？
这个问题，没有简单答案。
